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阐释与语境:弥尔顿影响
[ 编辑:梦在远方 | 时间:2015-08-18 14:30:45 | 浏览:892次 |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 作者: ]




  长期以来,国内新闻传播学术界对于约翰·弥尔顿(John Milton, 1608-1674)和他的《阿留帕几底卡》(Areopagitica, 1644)抱有一种定见,这种定见可以概括为“弥尔顿影响”。包括如下几个层次:1. 《阿留帕几底卡》是新闻传播思想史上的开山之作,开启了表达自由传统。2. 弥尔顿所表达的“观点的自由市场”观念具有恒久的思想价值。3. 《阿留帕几底卡》在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中均起到巨大作用,并转化为《人权法案》和《人权宣言》。4. 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受此影响写下了《论自由》(On Liberty, 1859),此书与《阿留帕几底卡》并称为自由至上主义传统的两座里程碑。其实,这种判断有很多似是而非的成分。一则见木不见林,忽略了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的思潮以及英国独特的自由传统。二则倒果为因,所谓“观点的自由市场”乃是后世人为阐释的结果。三则扑风捉影,夸大了《阿留帕几底卡》在两次革命中的影响。四则移花接木,将弥尔顿与密尔直接联系,高张了现代自由至上主义,却抹杀了古老的共和主义遗产。 在思想史领域,一直有两种阐释存在,其一是“去语境化”(decontextaulisation)的阐释,也就是“哲学地阐释思想”;另一种是“高度语境化”(hypercontextaulisation)的阐释,也就是“历史地阐释思想”。前者追求“放之四海而皆准”,利用一切思想资源支持阐释者自身的观点,起决定作用的是阐释者所处的历史语境,旨在解决的也是阐释者所面对的现实问题。由于功利性使然,容易神化圣化阐释对象,掩盖差异和矛盾,附加过多的意义和价值。而后者追求“还历史以本来面目”,试图在历史中解释历史,起决定作用的是阐释对象所处的历史语境,旨在探究的也是阐释对象在具体环境中所面临的问题和所采取的对策。由于过于追求历史客观性,反而容易迷失在史料的丛林,有放大差异和矛盾的倾向,失之于碎片化和庞杂化。客观而言,合理的解决之道应该是二者的结合,以限度意识对待历史与现实的关系,惟其如此,才可以既避免过度阐释的危险、又防止食古不化的弊端。

  在这个意义上,学界耳熟能详、却又一笔带过的“弥尔顿影响”,一直过于依赖“去语境化”的阐释,简化了思想体系内部的矛盾。所以,补上“高度语境化”的一翼实属必要。


  一、中国语境下的弥尔顿

 



  在我国,对弥尔顿的译介一直相当积极,比如早在解放前就有《失乐园》(Paradise Lost)的译本,50-60年代不仅翻译了弥尔顿的大量文学作品,商务印书馆还陆续译介了弥尔顿的著名政论,1958年出版了《论出版自由》(Areopagitica)。在特定的时代氛围下,这个译本的末尾加译了苏联大百科全书的“弥尔顿”辞条,为中国读者理解此书定下了基调。在该辞条中,作者简单地将弥尔顿的矛盾之处归纳为“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局限性”,也没有提及弥尔顿在克伦威尔政府中担任首席出版检察官的事实。这种解释避讳了弥尔顿“黑暗的另一面”,无形中也阻碍了对弥尔顿思想的深入挖掘。受左倾思潮影响,我们对弥尔顿的阐释遵循着恩格斯(F. Engels)的评价——“第一个为弑君作辩护的人”;以及别林斯基(Belinsky)的思路——敢于反抗、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简言之,就是强调弥尔顿的“革命家”身份。

  步入新时期之后,大量的西方著作涌入中国。这其中,有三本西方著作极大地影响了学术界对弥尔顿的阐释。

  第一本是美国传播学经典著作《报刊的四种理论》(Four Theories of the Press,1956),此书于1980年出版中译本,是改革开放后的第一部西方新闻传播学著作。威尔伯?施拉姆(Wilbur. Schramm)指出:弥尔顿“在自由主义传统上写出了主张思想自由的光辉论点”;从弥尔顿的思想出发,“形成了关于‘观点的公开市场’(Marketplace of Ideas)以及‘自我修正(self-righting principle)过程’的概念。” 由于施拉姆是西方传播学的奠基人,他对弥尔顿的这个评价奠定了学术界将弥尔顿与自由至上主义(libertarianism)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基础。由于当时的翻译有一些疏漏之处,使中译本读者误将自由主义等同于自由至上主义,在学术界造成了多年的混淆。

  第二本是英美文学史经典著作《英国文学的伟大传统》(The Great Tradition In English Literature,1953)。其作者、美国左翼学者安妮特?鲁宾斯坦(Annette Rubinstein)于1982年到1983年来华讲学,这部著作也因此为国内学术界、特别是英美文学专业的师生所熟悉。在特定的环境下,国内相当多的文学史教材受到此书的影响。鲁宾斯坦将弥尔顿视为参与现实、反映现实的“伟大传统”中的一员,加强了我们早已有之的视弥尔顿为自由斗士的观念。她还提到弥尔顿对法国革命、俄国革命的影响,亦成为学术界不断征引之处。

  第三本是美国政治思想史经典著作《政治学说史》(A History of Political Theory, 1937),自中译本在1986年出版之后,就一直是国内异军突起的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必备参考书。其作者、美国政治学家乔治?萨拜因(George Sabine)在此书中指出:《阿留帕几底卡》和《论自由》是“以英语写就的为自由所做的最经典的辩护”。 受此影响,我们习惯于将《阿留帕几底卡》和《论自由》视为自由主义传统、特别是表达自由传统中的两座里程碑。

  这三部著作分别从新闻传播学、文学、政治学的角度对弥尔顿作出了“自由主义”的阐释。需要辨析的是,这三部著作的产生年代为20世纪30-50年代,无论是鲁宾斯坦的“红色”、施拉姆的“右倾”还是萨拜因的“中立”,均留有那个年代特有的历史印记。他们所提出的观点经过西方学术界近半个世纪的补充和修正,早已有了不同的面貌。但也许是“先入之见”使然,也许是“期待视野”所致,久旱逢甘雨的中国学术界不仅全盘接纳了这三种原本不是一个阵营的阐释,而且很少加以辩难,对于西方学术界的修正观念亦置之不理。例如,在同一时期,美国新闻史经典著作《美国新闻史》(The Press and America, 1954)的第一个中文译本在1982年出版,书中提到弥尔顿的言论出版自由思想在当时影响有限,并简略提及弥尔顿在克伦威尔政府中充当检察官的情况。但是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此书观点往往被忽略。从我们的“阐释者语境”来看,当时的主要任务不是“反右”而是“防左”,拨乱反正的结果之一,就是我们始终将19世纪才出现的“自由主义”标签贴在17世纪的弥尔顿身上,忽视了他浓厚的宗教色彩和内在矛盾,对古典共和主义进行现代自由主义的理解。

  90年代之后,我们并不乏对《阿留帕几底卡》的文本细读,也不乏从历史背景角度解读弥尔顿的尝试,但是由于定见使然,长期不能深入。1992年有两本关于弥尔顿的书籍面世,一是三联书店出版的19世纪英国学者马克?帕蒂森(Mark Pattison)写作的《弥尔顿传略》(Milton, 1879),一是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弥尔顿研究资料集》。前者成书年代久远,了无新意;后者收录了德莱顿(John Dryden)、蒂里亚德(Eustace Mandeville Wetenhall Tillyard)等人撰写的评价弥尔顿诗歌作品的经典论文37篇。但是由于前者符合我们对弥尔顿的程式化理解,不断再版、影响较大;后者深入弥尔顿复杂的精神领域,展示不同时期不同人物对弥尔顿的解读,却反响平平、应者寥寥。

  自90年代中期以来,由于西方自由主义思潮在中国的传播,“人权”观念炙手可热。本来人权观念是文艺复兴以降富于人文主义特质的普遍传统,但是在很多阐释者的视野中,“人权”成了自由主义的专利。受此影响,我国多部外国新闻史教材为了将弥尔顿定位为西方自由主义新闻思想的鼻祖,反复强调其“天赋人权”观念,不加辨析地使用“自然法”、“自然权利”等概念。不仅如此,根据东鳞西爪的资料,有不少学者在论文和著述中拼贴出从弥尔顿开始、经米拉波而至杰斐逊、又经托克维尔而至斯图亚特?密尔的所谓表达自由传统的影响和传承谱系。

  至21世纪,我国学术界经过20年的阐释,已经完成了将弥尔顿和《阿留帕几底卡》经典化的过程,这个过程中不乏陈陈相因,俨然将弥尔顿等同于老生常谈。而从严格意义上来讲,我们的判断在论点上存在着偏颇之处、在论据上存在着不够翔实之处、在方法上则大大受制于我们自身的阐释语境,远远不够客观。


  二、西方语境下的弥尔顿


  任何一部经典作品的阐释史和接受史,无不充满着有意无意的误读和曲解,这使影响研究成为最具挑战性的领域。幸运的是,随着20世纪后半期思想史、书籍史、阅读史、智识生活史等领域的长足进展,西方学术界对于弥尔顿和《阿留帕几底卡》的实际影响和传承路径有了进一步发现,这些结果对于我们客观评价弥尔顿的影响和学说谱系不无助益。

  在弥尔顿的时代,《阿留帕几底卡》不是唯一的呼吁出版自由的小册子,甚至不是这个话题中最著名的小册子。弗雷德里克?西伯特(Fredrick Seaton Siebert)通过缜密的研究列举了至少6部足以媲美之作。 《布莱克维尔百科全书》也指出:尽管弥尔顿作为一个论辩家在国外很出名,但他在当时的英格兰并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他为离婚的合理性进行辩护的几本小册子引起了一些震动,但除此之外,他的同时代人对他兴趣不大。 事实上,自复辟之后直至1674年辞世,弥尔顿一直颇受冷遇,即便被人提及也往往冠以“毒蛇弥尔顿”的绰号。他的巨著《失乐园》从书商那里仅仅获得18英镑的版税,其中的8英镑还是付给他的遗孀的。 在这种形势下,《阿留帕几底卡》一直没有获得再版的机会。

  对弥尔顿的第一次“改造”发生在光荣革命之后稍为宽松的氛围里。1688年华丽对开本的《失乐园》终于面世,书商在宣传中尽量淡化弥尔顿的激进共和色彩,转而从美学上提高弥尔顿的声望。随后英国作家约瑟夫?艾迪生(Joseph Addison)对《失乐园》进行了柔和化、道德化、诗学化的阐释,将一部富有激进精神的危险之作变成了具有永恒美学价值的文学经典。 以在英国的实际影响而言,弥尔顿的《阿留帕几底卡》远不如他的《失乐园》;从声望来看,作为诗人的弥尔顿远胜于作为政论家的弥尔顿。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弥尔顿在英国之外的声誉。由于宗教的差异,北美殖民地将弥尔顿尊为叛逆者、雄辩家和清教徒。 随着清教力量在北美的崛起,弥尔顿因其独特的诗学、反传统的精神、被迫害的后半生而获得读者的青睐。与班扬的《天路历程》一道,《失乐园》以清教徒的标准宗教读物而闻名。比如,1728年,年仅21岁的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已经开始引用《失乐园》中的诗句。 在法国,弥尔顿的声望与约翰?托兰德(John Toland)发表的弥尔顿传记《辉格派的一生》(Whiggish Life,1698)不无关系。托兰德自己是自然神论者,对弥尔顿的阐释也颇有自然神论的意味,因此,盛行于法国的自然宗教将弥尔顿引为同道——尽管真实的弥尔顿是一个虔诚的清教徒。1727年,《失乐园》的第一个法文译本出现。1728年,一直提倡宗教宽容的伏尔泰在一本小册子中将弥尔顿与荷马并提,评价之高远甚于英国同胞对弥尔顿的认识。

  新闻传播思想史上的公案之一是弥尔顿与1735年北美“曾格案”的关系。不少学者猜测作为北美第一个有关出版自由的案件,“曾格案”的辩护律师从《阿留帕几底卡》中吸收了思想元素。然而无论是当时的法庭论辩、还是此案期间北美报刊上发表的文章,都说明其思想来源是《加图来信》(Cato’s Letters)而非《阿留帕几底卡》。即便律师吸纳了弥尔顿在《阿留帕几底卡》中的思想,也是经过了艾迪生等人的思想和文化过滤。尤其耐人寻味的是,关于曾格案的小册子《纽约周报印刷商约翰?皮特?曾格案件的简要叙述》(A Brief Narrative of the Case and Tryal of John Peter Zenger, Printer of the New York Weekly Journal,1738)在伦敦出版,一年内重印了4至5次之多,正是在此书的带动下,伦敦出现了一批类似内容的小册子。大概受此推动,1738年托马斯?伯奇(Thomas Birch)编辑出版了《弥尔顿散文作品》(Milton's Prose Works),《阿留帕几底卡》也终于在出版百年之后第一次以单行本的形式再版。 不过,在此时的英美,出版自由思想已经不是新鲜事物,连英国首相沃波尔(Sir Robert Walpole)都表示:只要不危及国家安全,出版自由不仅是可以允许的,甚至是值得赞美的——“在一个自由并且管理良好的国家里。”

  18世纪中期的一场文坛论战进一步使弥尔顿成为社会焦点。威廉?劳德(William Lauder)指责弥尔顿剽窃外国作家的作品;约翰?道格拉斯(John Douglas)起而反驳,指出劳德不仅解读有误、并且有意识地篡改了弥尔顿的诗行。此事将当时最著名的学者萨缪尔?约翰逊博士(Dr. Samuel Johnson)卷入其中,尽管约翰逊对《失乐园》颇多微词,但是最后劳德向道格拉斯书面道歉。这个轰动一时的事件对于促进弥尔顿作品的普及不无助益。嗅觉灵敏的英国出版商托马斯?纽顿(Thomas Newton)于1749年至1752年间及时编辑出版了《弥尔顿诗歌》(Milton's Poems)。而擅长盗版的北美印刷商迅速翻印,约翰?巴斯克维尔(John Bakerville)出版的两卷本的弥尔顿诗歌作品集售价为16先令,在北美颇为流行,本杰明?富兰克林不仅自己购买了一套,而且热情地向朋友推荐。不过,尽管富兰克林接受了弥尔顿关于教育的思想,也大量地引用了弥尔顿的文学作品,但是迄今为止没有证据表明他受到《阿留帕几底卡》的直接影响。

  新闻传播思想史上的又一桩公案是弥尔顿与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关系。弥尔顿是美国开国元勋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最喜爱的诗人之一。在杰斐逊的青年时代,他在笔记中抄写了不少弥尔顿作品,其段落之多超过其他任何作家。学习的成果直接反映到他的《弗吉尼亚宗教自由法案》(Statute of Virginia for Religious Freedom,1779)之中。 其中有这样一段:“真理是伟大的,如果对它不加干涉的话,他终将会占上风;真理是一位称职的反对谬误的斗士,足以战胜谬误,并且不怕去斗争,除非人为的干涉解除了真理的天然武装——言论和辩论自由。” 这种表述与《阿留帕几底卡》中真理与谬误的角力如出一辙。虽然没有确切史料证明杰斐逊阅读过《阿留帕几底卡》,但是这种可能性很大。而且从时间上看,这种接受当发生在他1784年出任驻法国公使之前,所以更有可能是杰斐逊影响了法国革命家而不是相反。不过,证明杰斐逊与弥尔顿有相似的一段表述,并不能证明二人的思想完全一致,二人的“真理必胜”有着不同的理路,杰斐逊比弥尔顿更崇尚没有政府干涉的“绝对自由”。更为复杂的是,西方学术界关于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原初意图和思想来源有很深入的研究,其中的诸多精妙细微之处非简单的“弥尔顿影响”所能涵盖。与其说《阿留帕几底卡》影响了第一修正案,毋宁说弥尔顿的《论国王与官吏的职责》(Tenure of Kings and Magistrates,1649)影响了《独立宣言》(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1776)。

  新闻传播思想上的又一桩公案是弥尔顿与法国大革命的关系。1788年,米拉波侯爵(Comte Mirabeau)发表了一篇文章:《论出版自由:模仿英国人弥尔顿》,此文并不是对《阿留帕几底卡》的忠实翻译,而是取其思想精华,并以直接向法王呼吁的形式写成。米拉波指出:出版自由使英国获得了令人震惊的繁荣、令人羡慕的财富,以及无所不能的国力,因此呼吁法国确立出版自由。但是,米拉波的译本在当时影响到底有多大尚值得商榷。安妮特?鲁宾斯坦指出米拉波的这个版本无论是1788年第1版、还是1789年第2版和1793年第3版都被抢购一空。 然而在新锐研究者卡拉?赫斯(Carla Hesse)关于法国大革命时期出版物研究的专著中,根本就没有提到《阿留帕几底卡》,倒是指出《失乐园》的法文译本销路相当不错。 这个法文译本出版于1792年,有精印的彩色插图,在革命期间一版再版,甚为流行。在革命者中,罗伯斯庇尔(Maximilien de Robespierre)的出版自由思想显然比弥尔顿更为激进、也更成系统,但他的思想导师是卢梭而非弥尔顿。事实上,从20世纪初期开始,很多学者试图探明弥尔顿与法国革命的联系,以至2004年第8届国际弥尔顿研讨会确立的主题之一就是弥尔顿对法国的影响,可惜收获不多且充满争议。换言之,《阿留帕几底卡》在法国大革命中的影响,尚待进一步找寻证据。

  法国彩色插图版本的成功提醒了英国书商,弥尔顿富于想象力的诗歌是插图的极好素材,而这种文图互见的图书形式特别能够吸引读者购买。于是,从1794年至1797年,威廉?海利(William Hayley)出版了三卷本的堂皇的弥尔顿选集。英国诗人兼画家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为《失乐园》绘制了插图,他在诗作《天堂与地狱的婚礼》(The Marriage of Heaven and Hell1,1790-1793)中,称弥尔顿是“一个真正的诗人,与魔鬼同党而不自知”。这一评价尽管是布莱克对弥尔顿的误读, 但是他所展示的弥尔顿的“撒旦性”却引发了浪漫主义作家的强烈共鸣。1815年,思想家威廉?葛德温(William Godwin)为自己的先祖——弥尔顿的两个外甥爱德华?菲利普(Edward Phillips)和约翰?菲利普(John Phillips)——编辑出版了文集,其中包括这两人在1694年发表的弥尔顿传记。如果说一百年前这本传记湮没无闻,如今时移世易,激起了颇大的反响。在著名诗人威廉?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雪莱(Percy Bysshe Shelley)、济慈(John Keats)、拜伦(Geoge Gordon Byron)等人的推动下,弥尔顿的革命的浪漫主义被推崇备至。1833年,约瑟夫?艾维米(Joseph Ivimey)写作的《弥尔顿:生平与时代》(John Milton: his life and times)出版。艾维米的出版商就是雪莱的出版商,而葛德温的女儿玛丽就是著名的雪莱夫人,弥尔顿与英国浪漫派的关系之深于此可见一斑。

  经过浪漫派的洗礼,弥尔顿文坛泰斗的地位更加巩固。图书出版市场的逐利本能在使弥尔顿经典化的过程中也起到很大作用。1829年,伦敦出现了将《失乐园》分拆成12册出版的系列口袋书,以低廉的价格迎合平民大众的需要。1866年,为了适应资产阶级读者的口味,又出现了由著名插图画家古斯塔夫?多雷(Gustave Doré)配图的两卷本《失乐园》。弥尔顿的作品深得出版商的厚爱,除了选集和文集,有关弥尔顿的作品注释、介绍、传记、官方文件、乃至弥尔顿故居的画册,各种出版物应有尽有。在出版业的改造下,弥尔顿那些时政性过强的论辩作品渐渐失去影响,他的政治性往往通过文学作品而为人所接受。以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例,他们在著作中一共提及弥尔顿9次,其中7次是谈论他的《失乐园》。

  新闻传播思想史上的最后一桩公案是弥尔顿与约翰?斯图亚特?密尔的关系。细究起来,两人的出发点不同、所论及的“自由”和“真理”更是有很大差异。密尔指出:“至于说真理永远战胜迫害,这其实是一个乐观的伪误,人们相继加以复述,直至成为滥调,实则一切经验都反证其不然。……真理所享有的真正优越之处乃在这里:一个意见只要是真确的,尽管可以一次再次或甚至多次被压熄下去,但在悠悠岁月的进程中一般总会不断有人把它重新发现出来,直到某一次的重现恰值情况有利,幸得逃过迫害,直至它头角崭露,能够抵住随后再试图压制它的一切努力。”在对待人类理性方面,密尔显然比弥尔顿悲观得多,在他笔下,没有弥尔顿那种真理与谬误进行公开斗争的“战场”,只有一架摇摆不定的“天秤”——“在每一个可能有不同意见的题目上,真理却像是摆在一架天秤上,要靠两组互相冲突的理由来较量。”在意见的“旋转运动”中,“大部分也只是由一个偏而不全的真理去代替另一个偏而不全的真理;而进步之处主要只在新的真理片段比它所代替的东西更见需要、更为适合于时代的需求罢了。” 密尔对真理的片面性、局部性、暂时性的强调,开启的是现代多元主义的大门。至于“自由”问题,密尔的着眼点在于“群己权界”,特别提出要防范公共舆论对个人自由的吞噬。正如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所指出的:弥尔顿的重点是呼吁公众的批判意识免受公安机关的侵犯,密尔的重点则是防范公众自身对异己性力量的侵犯。 阿特休尔(Herbert Altschull)评价说:“对于密尔来说,自由是人类热望的终点,而对于弥尔顿来说,自由是通向真理的方式。” 《阿留帕几底卡》和《论自由》的确堪称里程碑,但是一个标示着近代共和主义,一个注明了现代自由主义。


  三、历史语境中的弥尔顿


  1919年,霍尔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大法官在“亚伯拉罕诉合众国案”中,开始使用“观点的自由市场”这一隐喻。而这一思想范式之所以在20世纪前半期广受欢迎,深层原因是因为它符合垄断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对市场的信奉其实是对“看不见的手”的信赖,也就是对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资本教义的信赖。这种范式与自由至上主义相契合,也就是极端强调个人自由、强调市场本位、反对政府干预。在这种范式影响之下,自由至上主义的理论家梳理出一条始自弥尔顿、集大成于密尔的“观念的链条”,极大地简化并遮盖了近代以来西方多元的思想传统,并试图使其具有普世性价值。

  举凡人文社会科学类的成果,无不是作者与时代和环境进行“潜性对话”的产物。按照当代著名思想家昆廷?斯金纳(Quentin Skinner)的理论,任何陈述都必定是在特定场合、就解决特定问题而发出的,必定体现了某种特定的意图,因而有着特定的情境,超出这个情境去认识就只能是幼稚的。所以,剥落历史对弥尔顿和《阿留帕几底卡》的重重伪饰,贴近理解斯人斯作的时代背景和原初意图,当不无裨益。

  首先,弥尔顿是诗人、是政论作家、是自由的提倡者,但他更是一名虔诚的教徒、一个热情的宗教作家。他每天都要阅读希伯来文或希腊文《圣经》达数小时之久,一生写下了多部论述宗教改革的小册子,三大诗作《失乐园》、《复乐园》(Paradise Regain’d)和《斗士参孙》(Samson Agonistes)全部取材于基督教,被后世誉为清教史诗。学者告诫我们:不应将弥尔顿世俗化,宗教信仰的判断不仅是他思想的核心、也是那个时代他所诉求的听众和读者的思想背景。我们尤其不应将弥尔顿与后来的自然神论者和理性教信奉者混为一谈,甚至不应将他的宗教观与略晚的约翰?洛克(John Locke)的宗教观相提并论——因为弥尔顿的激进的清教观念没有那种世俗的宽容色彩。当代弥尔顿研究专家戴维?洛温斯坦(David Loewenstien)对这一时期的宗教论战颇有研究,通过对文本和事件的详细对照,他指出在英国革命期间派别林立、斗争严酷,宗教问题是弥尔顿与同时代激进的清教徒必须面对的首要问题。 这意味着,我们应该从基督教神学的角度来理解他的言论出版思想。

  从宗教的角度来理解《阿留帕几底卡》,有几个关键问题可以迎刃而解。第一,“真理与谬误的角力”不是和平多元的交流,而是你死我活的斗争,这里的喻体是“战场”而非“市场”。其次,“真理必胜”和“无须干涉”是基于对“天意”(divine providence)的信仰,所以洋溢着乐观基调。第三,言论出版自由是基督徒的自由(Christian Liberty),而非异教徒的自由,所以天主教徒、无神论者、渎神论者便不配拥有这种自由。第四,言论出版自由保护的对象是探索真理的严肃的书籍或小册子,至于那些低俗的出版物、诽谤性言论则排除在外。第五,《阿留帕几底卡》中有几个颇为费解的隐喻,比如说“真理”是上帝的“神圣的碎片”、将“书”喻为有血有肉的“躯体”,只有在逻各斯的意义上、在基督教圣餐的意义上,这些比喻才能够得到理解。

  其次,从政治角度来说,弥尔顿时代最大的政治问题是建立共和国的问题,在查理一世被处决前后,这种政治辩论达到顶峰。斯金纳在《自由主义之前的自由》(Liberty Before Liberalism, 1997)中给了弥尔顿很多篇幅,着力指出其“新罗马”思想家的特征,这种古典共和主义的自由是一种无支配(non-domination)的自由,也就是免于任何专断的主人的统治,摆脱精神上的奴性。同时,在此基础上,共和主义的爱国激情则是一种广为提倡的公民美德。 。弥尔顿念兹在兹的是罗马式的辉煌:国家的光荣与个人的尊严的统一。与同时代人一样,弥尔顿习惯使用一个隐喻:政治身体(politic body),也就是将政治视为一个有机体,“头脑”和“胃”一方面对应着“精神”和“物质”,一方面也对应着“权威”和“群众”,二者的关系是唇齿相依、分享共同利益的关系,这与后来原子式的个人主义迥异其趣。

  体现在言论出版问题上,古典共和主义的自由首先是一种无支配的、政府不应干涉的、强调个人独立选择精神的个人自由;但是对于具有美德的精英人物来说,还应该运用这种自由为共和国服务,这又是一种“公民自由”。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弥尔顿在《阿留帕几底卡》的题辞中引用了古希腊戏剧家欧里庇德斯在《乞援人》中的诗句:“真正的自由,是生来自由的人 / 有话要对公众说时,便能畅所欲言 / 能说又愿意说的,应该博得高度赞扬,/ 不能说也不愿说的,尽可保持缄默 / 在一个国家里,还有什么比这更公正的呢?”

  第三,从法律的角度上看,这个时代英国普通法(the Common Law)的力量远不如古老的“罗马法”(the Roman Law)。英国普通法的不成文性、判例性、世俗性,使它成为法庭中的法,法理基础比较薄弱。就弥尔顿本人而言,他在大学时代所接受的教育是从事神职和哲学的教育,所以对于神学家和哲学家的“法”——罗马法应更为熟悉。弥尔顿完全是依据《查士丁尼法典》(Justinaian’s Codex)来理解“自由”与“奴役”的。 从19世纪中期开始,以马考莱(Macaulay)为代表的辉格派史学家为英国革命正名,并以强烈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情绪,指出自由是英国独有的传统。依据这套理论,英国的表达自由传统应当上溯到1215年的《大宪章》和1295年的“模范议会”,议员在议会享有讨论国事和言论自由的特权,这是“英国人自古就有的权利”之重要部分。 普通法只禁止诽谤性、渎神性和颠覆性言论。弥尔顿的贡献在于他在三个方面扩展了概念:1、把“英国人”的内涵由“议员”置换为“精英”;2、将形式由“言论”推广至“出版”;3、将范围由议会内部扩展至全社会。也就是说,他把“议员的议政特权”变为了“精英们参政的权利”。不过,即便有这样的扩展,此处的“与生俱来的权利”绝不是泛泛针对所有言论和出版,而是特指的议政和参政的自由,换言之这还是公民自由。罗马法中关于自由的共同体的理念给了他很大启迪,弥尔顿相信所有人生而平等,相信西塞罗(Cicero)式的自然法高于一切,但是与“权利”相比,“责任”更为重要;在“自由”之中,“公民自由”比“个人自由”更彰显美德。

  综上所述,自由主义并不仅仅是自由至上主义,共和与自由也并不是截然对立的价值诉求。但是淡化弥尔顿的共和色彩、将他改造为自由至上主义的源头,这种去语境化的解读积弊甚多。一方面,将纷纭复杂的思潮加以简单化处理,不利于自由主义自身的发展;另一方面,视自由至上主义为正宗、奉市场为万用灵药、将社会责任论理解为20世纪的新生事物,无形中对现实社会造成了损害。1995年,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专家文森特?布拉西(Vincent Blasi)教授指出:传统的表达自由理论正经受着左、中、右多方向的攻击,其原因是自由主义在人类才智和意图方面太教条、太乐观,在责任和美德问题上又太疏忽、太自满。我们不必矫枉过正,将弥尔顿阐释为怀疑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弥尔顿就是弥尔顿,他的真理观和非民主倾向对我们今日无用,但是他关于责任、人格、美德的论述仍然富于启迪。 在这个意义上,还弥尔顿和《阿留帕几底卡》以本来面目,是我们深入思考的第一步。


  参考文献

  [1]施拉姆等.报刊的四种理论[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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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载:新闻大学2007年 第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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